任是何等固若金汤的制度，终有崩塌的一日。

只是他们笃定，这般风雨飘摇的光景断然落不到自己这一辈头上，百年之后的事，谁又能说得准？

更没人会天真地以为，往后大明的每一任皇帝，都能如乾德帝这般雷霆强势、说一不二，出几个耽于享乐、不理朝政的昏君，本就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朱有建压根没心思琢磨百年后的身后事。

道理简单得很，在他的认知里，人生一世不过白驹过隙，人一死百了，管他身后洪水滔天、世事变迁？

说到底，他如今也没费多少心力去管束天下。

不过是拿皇庄做个活生生的样子，立起一杆明晃晃的标杆罢了，旁人爱学不学，不愿循着这条路走的，到头来落个倾家破产的下场，也全是自找。

他让高起潜牵头拟定那套监管条例，初衷也只是为了厘清各方权责，免得遇上棘手事时，文武百官、乡绅地主们互相推诿扯皮，把一桩桩要务搅得乱成一锅粥。

更狠的是，这套条例绝非只盯着那些家财万贯的大股东，皇庄的田亩、工坊、漕运一应事务要管，连远在天边、终年飘着矿尘的矿城，也被严丝合缝地纳入了监管体系。

唯独对民事司的监督，他破天荒交到了百姓手里——

别以为寻常百姓有了冤屈便申诉无门，别忘了遍布大明州县的神谕会传教士，他们手里握着仪轨司的权柄，各州各县青砖灰瓦的神谕会教堂，便是百姓们说理申冤的去处。

遇上难事，百姓尽可以循着民事司与仪轨司的路子，把那些不平事掰开揉碎，一桩桩掰扯清楚。

仪轨司归属于宗教体系，民事司则深深扎根于行政脉络，二者互不统属，却都以护佑黎民百姓为天职。

这两大衙门，除却向端坐于紫禁之巅的圣皇俯首称臣，天底下再无任何人能对其发号施令，便是神谕会里地位尊崇的神子与神使，也休想越过雷池半步。

有意思的是，这般泾渭分明的权力格局，恰恰是出自圣皇朱有建的手笔。

他将信仰与政治剥离开来，划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朝堂的金銮殿与教宗的经堂之间，再无半点纠缠不清的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