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福建郑家虽是明末海商豪强，势力庞大，却与这六家海商截然不同。

郑家被官府招安后，以郑士表一支为核心，主要经营福建、澎湖、大员、流求与江户一线的贸易，虽与东印度公司有过合作，互通有无，却也因贸易利益多次发生争端。

面对东印度公司抛出的股东橄榄枝，郑家始终断然拒绝，不愿沦为欧洲殖民者的傀儡，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场，这在当时的海商集团中，实属罕见。

南洋联军在江阴城内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却始终不见县衙官吏出面制止，并非官员们纵容包庇，实则江阴县衙早已陷入权力真空。

知县林之骥早在三月便毅然挂冠而去，拂袖归乡，究其缘由，竟是他始终不承认南京的弘光政权——

在他眼中，朱由崧以藩王身份登基，纯属谋反作乱，对大明不忠不义，唯有顺天府京师才是正统所在，朱由崧不过是窃取神器的乱臣贼子。

林之骥的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其消息来源颇为特殊，皆来自徽商程璧的亲身见闻。

过去两年间，程璧的粮船每年都会北上顺天府，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前行，他所见的景象与江南流传的流言截然不同：

沿途各州府依旧飘扬着大明的龙旗，丝毫未见改朝换代的痕迹；

各府钞关的官吏比过去十几年还要廉洁，往日里屡禁不止的吃拿卡要行为几乎绝迹，通关查验公正有序；

运河沿岸的补给城镇，物价平稳得惊人，与天启三年时相差无几，并未因战乱而飞涨；

更未曾见到流寇作乱的踪迹，市井井然，百姓虽不算富庶，却也能安居乐业。

尽管程璧没有直接渠道获取北方的确切政事，但仅从沿途的这些表象来看，绝非“贼寇占据北京城”的混乱模样——

军兵依旧身着大明制式的军服，军纪严整；

只是有两处景象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