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刺杀就发生在这通电话之后。

根据缪勒描述的状况，我可以在脑海中还原当时的场景:大约十点半时，海德里希乘坐的轿车经过一个U字形的弯道，那是他前往他在布拉格的城堡的必经之路，刺杀他的刺客就在此时自草丛中冒了出来，扔出一个特制的炸弹。

为他开车的司机不是他往常的那一个，按照常理来说，司机应当在这时加大马力开过去躲避刺客，而海德里希的司机却把车停下了。

炸弹正好在车底爆炸。

我得知这个的消息时是6月4日，距离刺杀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重伤的海德里希被送往布拉格最好的医院，由当地最好的医生主刀手术，他原本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病情却又突然在这天清晨急剧恶化。

当我回到柏林时，柏林总局的工作已经受到了影响，全局上下充斥着恐怖的寂静，往日紧张活跃的气氛消失得荡然无存。

希姆莱命令我立刻飞往布拉格，在那里，治安机关的首脑缪勒和聂伯都已经到达。缪勒告诉了我海德里希遇刺的经过。

从接到电报开始，我就处于一种震惊过度后诡异的镇定当中，听完他的话，我居然还可以很平静地作出分析:“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英国人和捷克政府的残余应该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心里却知道，这件事绝不是英国人策划的那么简单，希姆莱那通别有用心的电话和他的野心让这桩谋杀案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昭然若揭。

“我想去探望海德里希局长，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线索。”佯装毫无情绪波动的样子，我公事公办地提出请求。

虽然我与海德里希已经闹得如此难堪，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害死他——我不知道我是否在这宗刺杀案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得想办法保住海德里希的性命。

负责照料海德里希的医生已经换成了希姆莱的私人医师吉伯哈德教授，我猜测海德里希病情突然恶化就与他有关。

我走到病房门前，随行的秘书正要替我敲门，我制止了她，而后抬手在那扇门上敲了三下，一如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被海德里希接见时一样。

吉伯哈德教授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我拧开了门，转过头对秘书道:“你在外面等我，我出来之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里。”

她点点头，尽忠职守地守在了原地。我走进病房，吉伯哈德教授礼貌地向我打了招呼，我向他点头致意，他随即退出了病房，房门合上，将这里和外界隔绝成了两个世界。

海德里希正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到几近灰败，目光却极为平静，呼吸很是微弱，只有胸膛隐约可见细细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