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摊着两份转型方案,一份厚一份薄,一份详细一份简略。但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依赖个人权威运转的体系,变成一个依赖制度运转的体系。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前世的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转型。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制度设计得多完美,而在于执行的人是否真心接受。苏联的克格勃在苏联解体后变成了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换了个名字,骨子里还是那套东西。美国的中情局倒是一直在制度框架内运作,但也没少干违法的事。完美的转型不存在,我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失控的风险。
赵铁生和陈九都是真心接受的。他们跟了我几十年,知道我的想法,也理解我的苦心。但他们的下属呢?下属的下属呢?那些从来没见过我、只知道听命令办事的基层暗卫和影卫呢?
制度可以写在纸上,但信念写不了。
信念需要时间来培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我拿起笔,在方案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暂时搁置,等待更好的时机。
然后又划掉了。
没有更好的时机了。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我还在。
我还能做主。
等我不在了,谁来做主?
我重新拿起笔,在两份方案上都批了一个字——。
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
沉稳而有力。
还在跳。
趁它还在跳的时候,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一弯新月挂在天边,洒下清冷的银光。远处的街道上传来更夫的梆子声,笃笃笃,三更天了。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把两份方案整齐地摞在一起,放进了书桌的抽屉里。
明天开始执行。
不等了。